少年時我在湘中的山村里聽家族長老講過故鄉許多往事，有兩件記憶猶新。

　　一是距我村十幾里地的龍溪鋪鎮，有一位大地主李主一，其兒子李文(號作斌)是黃埔一期的畢業生，后官至兵團司令，1949年鼎革前做過華北“剿總”副總司令。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李文已經是中校營長，參與了東征與北伐。李主一卻在老家被農會批斗，受盡侮辱。國共兩黨分道揚鑣后，李主一殘酷地報復了侮辱他的農會領袖。

　　二是老家有個著名的敗家子。他尚年幼時，父親帶著他去看自家一丘面積達十幾畝的水田，說“這丘田是祖業，得世世代代傳下去，田太大，沒人能一次出錢買過去”，此兒立馬應答：“很容易，我像劃豆腐一樣把大田分開，一塊塊地賣出去!”父親憂心忡忡地感嘆“這是敗家子投胎”。

　　這兩件事被鄉前輩、作家莫美寫成了他新近出版的長篇小說《墨雨》。莫美的故鄉地處湘中的漣源市，此地與我家所在的縣隔著湘中最高峰龍山，清代和民國時期處于湘鄉、新化、邵陽、安化四縣交界處，為附近居民、貨物順漣水源頭之一孫水去省城的重要碼頭，大致上位于湖南省的地理中心，以全國而言，則是腹地的腹地。

　　湘中民風強悍，多尚俠輕死之人。自湘軍崛起后，這里的人在過去一百多年中國歷次重大社會變動中，都不甘寂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上世紀二十年代國共兩黨合作在湖南大辦農會，亦是如此。《墨雨》即是以這一大事件為歷史背景，以湘中農村為地理背景而展開的。正如我們不能把《孽海花》僅僅看作虛構的小說那樣，《墨雨》亦是體裁雖為小說卻有著重要歷史和社會學價值的文本。

　　《墨雨》塑造了眾多的人物，有德高望重的紳士，有惜財如命的土地主，有志存高遠、受過良好教育的青年，有和東家關系融洽的樸實長工，有流落江湖的女伶人，更有本書的主人公之一：因敗家而成為鄉村社會邊緣人的書落殼。

　　在革命洪流的激蕩之下，不同人的命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其中的邊緣人、被鄉親們所歧視的混混(即書中鄉親嘴里的“溜子”)書落殼開始了屌絲逆襲，積極參加農會運動，一步步登上農民協會委員長的位置，從而成為楊柳鎮方圓幾萬人命運的主宰者。

　　農民運動之前，楊柳鎮——或者說整個中國的農村，社會秩序是由鄉紳梅浩然和鎮長張麻子為主而共同維護的。官府和宗族聯手治理的鄉村自然不是什么桃花源，有其殘酷和虛偽的一面。但也必須承認，在鄉村熟人社會里，有權勢者尚要遵循某些底線原則。革命來了，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破這種舊秩序，建立一種新秩序，舊有的基層官僚和鄉紳必然是革命的對象——不因其平時的善行和好名聲而得到豁免。如梅浩然這位遠近士民尊重的秀才老爺，其長子成為國民黨軍官次子則是共產黨員，但他作為一種舊秩序的符號人物，仍然被掌握權力的書落殼抓過去批斗，來震懾鄉里，以便于新秩序的建立。

　　打破舊秩序的方式是否合法或曰過于暴力?要建立的新秩序究竟是什么樣的?這不是書落殼這類邊緣人參加革命時所要考慮的。他們最直接的動機就是：只有在大亂中才能逆襲，才能改變邊緣人的命運。阿Q對革命有著天然的向往，因為那是他人生中搬離土谷祠、娶上吳媽、睡秀才娘子的寧式床唯一的機會。此書中的書落殼等人在掌握農會權力后，其行為可用一段有名的話來形容：“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

　　對于邊緣人或者說社會底層中非良善之輩的溜子成為運動積極分子，運動的領導者并非沒有清醒的認識。如梅浩然的次子梅思賢，就在楊柳鎮長大，他對書落殼的種種劣跡非常熟悉，運動一開始時很是輕視這位想自己獻殷勤的溜子。但他逐漸地認識到，要發動廣大農民向堅固的舊秩序宣戰，要破除鄉民心中對鄉紳、官員的種種畏懼感，必須讓書落殼這樣的溜子打沖鋒，這類人膽子大、心眼活，做事沒有顧忌。利用書落殼這類人成為了革命的策略。

　　革命的滾滾車輪碾過時，包括這架機器的打造者也往往無法左右其方向。如梅浩然的次子梅思賢和另外一位大學畢業回鄉的魯飛，雖是各地農民運動的組織者和發動者。但群眾的瘋狂被激化，書落殼這樣的溜子掌握了群眾，必然產生巨大的反噬能力，而不受始作俑者的控制。因此當書落殼決定槍斃張麻子，梅思賢以上級組織的名義要求將張麻子押送縣城由特別法庭審理而被拒絕；甚至他的父親梅浩然被書落殼游街，他也無法阻止。——這就是歷次革命的邏輯。革命將邊緣人視為沖破舊勢力的工具時，反過來邊緣人亦把革命視為改變命運的工具。

　　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里，中國社會的關鍵詞是“革命”，國共兩黨都自許為“革命”的道統繼承者和詮釋者。他們的分歧則在于宣稱革命是為了誰和依靠誰，尤其是后者分歧更大。如《墨雨》所描繪的那樣，當共產黨主導的農會對鄉村地主乃至富戶進行全面清算時，書落殼這樣的邊緣人大聲叫好，被清算的鄉紳的子弟卻是國民黨軍隊的骨干，是國民黨必須依靠的力量——即國民黨的基本盤。張麻子的兒子張立功任北伐軍營長，帶兵回平安縣清鄉而對農民積極分子大開殺戒，梅浩然勸說無果，失望地對張立功說：“共產黨控制農會，大殺所謂土豪劣紳，真的‘有土皆豪，無紳不劣’嗎?笑話!國民黨控制了軍隊，又大殺共產黨人。農民運動那樣亂搞，國民黨就沒有一點責任?那些共產黨員，真的都該殺掉嗎?今后共產黨有了軍隊、掌握權力怎么辦?還不又是大殺國民黨員?這樣殺來殺去，有個了結嗎?”

　　上世紀二十年代的農民運動，是徹底失敗了，國民黨員張立功帶兵清鄉，共產黨員梅思賢遠遁他鄉。可二十多年后，勝負倒過來了，“梅思賢”們回鄉領導了土改和鎮反運動，而“張立功”們不是遠走臺灣就是被鎮壓。那些積極參加農民運動而僥幸活下來的邊緣人或者底層農民，命運得到了根本的改變嗎?

　　其實歷史給出了答案。今天的輿論又在呼吁催生新鄉紳，可新鄉紳的土壤何在?而新一代的邊緣人——書落殼的后輩們，如何改變自己的命運?難道寄希望于又一場革命嗎?這當然是《墨雨》這本歷史小說無法回答的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