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謝志明先生所著20余萬字的專著《紅樓湘婁文化考》，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發行，在紅學界及湖南婁底引起了一定的爭論和反響。之后，謝志明成為中國紅學會會員。

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博士孫偉科教授評價道：“謝志明將《紅樓夢》中大量的口語輯錄起來，并以湖南方言給予釋義，我很感興趣……他的努力使《紅樓夢》與湖南、與婁底發生了關系……至少在這一點上，謝先生的努力是值得尊重的。”

2009年11月27日，婁底市紅樓夢研究學會掛牌成立，被外界譽為“謝紅學”的謝志明當選首任會長。

兩年多時間過去了，謝志明研究紅學的最新力作《紅樓夢作者新考》(暫名)被列入了出版計劃，貴州大學曲沐教授欣然命筆，認為：“謝志明先生根據自己多年研究，提出的新學說，也是一種‘異質思維’，應該得到包容和尊重，應該成為一家之言。”

謝志明究竟持有哪些觀點，從而引得眾人關注呢?

隱見《紅樓夢》之 “實情”傳奇故事

婁底因相傳是天上28個星宿中的“婁星”和“氐星”交相輝映之處而得名。謝志明的老家就在婁底市內的大埠橋，他父親當年是一名鄉鎮干部。

年屆中年、略顯富態的謝志明說：“我從小酷愛中國古典文學，但對《紅樓夢》并沒有特別興趣。我現在研究《紅樓夢》，其實是完成家父遺愿，以告慰他的在天之靈。”

他回憶道：“為了激發我努力學習，父親給我講了一個傳奇故事，說《紅樓夢》是謝氏家族人寫的，其原始素材源于一個叫‘謝三曼’(曼，婁底人稱姑姑為曼曼)的謝家女子。我聽了，似懂非懂，不以為然。長大后更斷定家父所言實在荒謬。”

謝志明說，《紅樓夢》是驚世巨著，他總是難以卒讀。也許是其文過于繁縟，且平淡無奇，太婆婆媽媽，他理解不到這本書的奧妙。“考上中專后，父親鄭重地把兩本線裝冊子交給了我，說是祖傳，留著日后有用。我大致翻了翻，是豎印的繁體字，稱《石頭記》是一名婁底女人寫的，所記錄的是桃林灣(婁底)謝氏家族與金陵(南京)烏衣巷謝氏之事。對此我仍然不相信，但出于對父親的尊重，我還是把它們收了下來。遺憾的是，這兩本冊子與我的中學課本一起，被鼠咬雨浸，片紙不存。”

“在父親過世10余年后，我細閱《紅樓夢》，不看則已，一看驚喜萬分。原來書中正如冊子所載，玄機頻現；更如冊子所言，偈語暗藏。又翻族譜，其事愈加吻合。”謝志明堅信，家父所言并非空穴來風!

這時，上海一名紅學專家鄧牛頓(祖籍長沙)發表文章，說《紅樓夢》與湖南有很深淵源，多處寫到湖南的地名、景物，結果招致很多批評與質疑。此事對謝志明觸動很大，他說：“第一，我看到了希望，畢竟世界上還有人與我有相同的看法；第二，我不得不更加嚴謹地研究《紅樓夢》。否則，不是被專家的‘磚頭’拍死，就是被人們的唾沫淹死。”

多年后，鄧牛頓教授談及此事，仍感慨不已。2009年初，鄧牛頓又想起了當年為《紅樓夢》挨罵的事，并欲對相關方言問題再作若干梳理。于是到上海福州路訪書，沒想到，一本紅色封面的《紅樓湘婁文化考》突然躍入眼簾。粗略地讀了一遍，書的前半部有“犟牛所見略同”之慨!后半部，以為自成一說。“雖讀者與紅學界一時異議四起。但我已將該書作者謝志明先生視為同道——這源于我們對《紅樓夢》與湖湘文化緊密相聯的一致認同。”鄧牛頓說。

拍案驚奇 盡現湘中方言風俗

《紅樓夢》自問世200余年來，關于作者、關于其反映的家族興衰史的原型，一直存在爭論。上世紀初，胡適先生在“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口號下，假設《紅樓夢》的作者為曹雪芹，并以“脂批”為據，再拉楊鐘羲、敦誠、敦敏為證，弄成一個曹寅孫子曹雪芹是《紅樓夢》作者的“鐵案”。同時，胡適又“大膽假設”小說寫的是曹寅家的事情，在“小心求證”曹寅家史以后，胡適得出《紅樓夢》是“作者自敘說”的結論。

新紅學派在以后又有“自傳說”“家史說”“家事說”“秦學”，但萬變不離其宗——作者是曹雪芹。

謝志明認為，“謝三曼”才是《紅樓夢》的真正原創者，原因是：“第一，曹雪芹并未自稱是原著素材的記錄者，其年齡也不與成書時間吻合；第二，從寫作風格及對旗人的貶低角度看，原作者應為漢人、女性；第三，紅樓夢開宗明義，‘為閨閣昭傳’；第四，小說的一二章與結尾部分，行文風格與中間部分迥異，由此可以分析得出，中間部分應出自女子之手。而書中大量的婁底方言與風俗，可以認定原作者是婁底謝氏家族的女人。”

他舉例說，《紅樓夢》多次將湖南的景物、地名寫入其中，如“湘江”“湘江舊跡已模糊”“瀟湘館”“湘云”“斑竹”“武陵別景”等。所記錄的風俗習慣，如積陳年雨水、嚼食檳榔、喪葬習俗等，乃至民間俗語，如“哈巴”“號喪”“嚼毛”(也叫嚼筋，指講歪理、不服輸)等均與婁底一帶相似。尤其是方言(假語村言)，如“日頭”“毒日頭”“看著不像”“虧你伸得出手”“給XX拾鞋也不要”“勞了半日神”“起猛了頭暈”“勞什子”等更與婁底極為相似。

關于謝志明提出的方言與風俗相似之觀點，孫偉科說：“我未及細辨。直接切入到關于湖南婁底方言的部分，饒有興趣地閱讀起來。其中關于‘硬話村你’的‘村’(沖撞)的解釋，‘葳葳蕤蕤’的方言中的解釋(精神不振)，應該說是準確的。”

故人殘夢 “謝家人寫謝家事”

顯然，僅有方言與風俗的考證，是遠遠不夠的。因為《紅樓夢》流傳已久，版本繁多，夾入各自方言與習俗，不足為怪。謝志明根據父親的遺言，尋找與之相關的人和事，終于有所收獲。

《紅樓夢》第十八回詩云：“誰謂池塘曲，謝家幽夢長。”

謝志明認為，小說中沒有涉及過有關謝家的人與事，為什么多次將謝家遠祖典故與人名蘊含在書中呢?唯一的解釋是，原作者有意留下自己的真實痕跡。

據他考證，在婁底漣源金石鎮桃林灣(舊時屬湘鄉)，確實定居著一門謝氏大家族，有經歷了300多年風雨的清初建筑“樂愷堂”為證。清朝御匾“太學”現在仍完整保留。只可惜，有20余塊頗有價值的匾牌在文革中遺失。其另一支則生活在湘鄉的扶洲。全是謝氏敏湖公的后代。故小說中林黛玉一念到“敏”字，便讀成“密”。

據族譜記載，扶洲謝氏為東山應德公支脈之后，其第十四代紹芳公，娶妻易氏。紹芳公早逝，易氏受族人排擠，年僅40歲(1661年)時便攜子女多人，前往桃林灣定居，10多年后在桃林灣與兩子共同修建了三進九廳大屋。此后，其第三子重返扶洲，仿桃林灣樣式建二進六廳房屋。族譜中的人物與小說中的人物關系，驚人地吻合。謝志明認為，這就是小說中“榮”“寧”二府的原始出處。易氏被人稱為“珩玉太婆”，她即是賈母的原型。

值得指出的是，第三子的孫子謝振定，乃清朝乾隆年間進士，后為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為太子嘉慶之太傅。曾任京畿道監察御史，因火燒和坤之內弟違規所乘之車而名動一時。謝振定的長子興嶗，后來亦升為太子太傅。“父子翰林”傳為佳話。只是，自興嶗之后，謝振定的后人不知所終，族譜也沒有了記載，留下一個不解之謎。

石破天驚 元春原是吳三桂之妃

元春在《紅樓夢》中是一個至關重要的人物，其原型到底為何人，是紅學亟待探究的諸多謎底之一。

謝志明認為：“元春確有其人，她是易氏之小女，吳三桂之妃。這也是《石頭記》成書之初只在坊間流傳，且屢為清朝所嚴禁的根本原因。”他補充道，“因清朝康熙帝違背約定撤去‘三藩’，1673年吳三桂在云南舉兵反清。3年時間里控制了江南大部分省份，其間他主要帶兵駐扎在衡陽。年屆60歲的吳三桂雖已年老，風流不減當年，廣納后妃。衡陽與婁底相距不遠，足可以使元妃每月回家省親一次。”

這就可以解釋，流浪至桃林灣的易氏一家，為什么在10余年時間里暴富，又在吳三桂稱帝幾個月后家道突然衰敗。

謝志明說：“在小說的地名與詩詞中，多處可見到吳三桂的身影。小說絕非簡單的家族興衰、兒女情長，而是帶有歷史色彩的巨著。也許原始素材的記錄者寫的是大戶人家的興衰史，但編撰者卻將其演變為一部憑吊明亡、吳亡、‘吳止清芳’的血淚史。而由于清朝文字獄盛行，編撰者不敢實錄其事，只得‘真事隱’‘假語村言’了。”

有人疑惑：《紅樓夢》寫了一個朝代的四大家族，與皇室一脈相連，是何等的輝煌與氣派。即使如南京的王府，亦是富貴得不得了。“樂愷堂”在湘中一隅，自是富貴，但怎能與王府相提并論?

謝志明笑道：“寧、榮二府并非真正的王府。王府應該是戒備森嚴的，可寧、榮二府中，并無兵丁守衛，劉姥姥可以隨意進出，還嬉笑怒罵，無所顧忌。從賈府的收入看，亦不像是王府之家，而是精打細算，靠收地租過日子。原作者不過是運用了文學手法予以夸張，并融入了作者的想象與見聞。這種方式，在古典文學中屢屢可見。”

有研究者說謝志明的湘中方言與習俗說，為破解紅學密碼打開了一扇窗戶。但其余的考證，仍沒有完全擺脫胡適先生“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窠臼。如果能進一步地予以證實，那么，《石頭記》將會再一次“石破天驚”!

“我的研究僅是開始，很多謎底還待進一步探討。”謝志明坦言，“我希望更多的湖湘學者、紅學專家加入進來。如果這個研究方向沒錯的話，對紅學、對湖南都有很大益處。”

曲沐教授說得好，“謝家幽夢長”，或許湘婁文化、謝氏家族史料還有更深的蘊涵，需要作更深入更細致更廣泛的探研，要在歷史文獻上下工夫，才有說服力。比如謝志明認定的《紅樓夢》的原始作者謝三曼，其背景，其時代，其身世，其精神風貌，還需要作更詳細、更具體的論述，才能讓人信服。